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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穿制服的李白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作者:张耐冬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08日 万博体育官网客户端: 字体:

     

                                     

     文学史上总有些人是说不尽的,比如屈原、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他们出现之后,无论哪个时代,只要谈起文学,就无法绕过这些人,缺少了他们,就好像空城计里没有了诸葛亮,长坂坡上没有了赵子龙。更为神奇的是,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分析这些人,甚或将各个观察角度看到的影像拼合起来,都会给人一种言不尽意的感觉,似乎他们本人比后人描述出来的形象更为丰满,他们的精神比我们所能想到的更为灵动。这种将他们理想化的倾向,使得这些人物不但说不尽,甚至“不可说”。惟其如此,写关于他们的传记或小说,总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他写苏轼的一生,写他的仕宦经历和士人情怀,但是在对苏轼最为世人所知的诗文词赋的讲说上则着墨不多,未免会令读者失落,因为他们更想看到的,是作为文人的苏轼,而非作为沉浮宦海中一叶扁舟的东坡居士。

    与常年沉浸于政坛的苏轼相比,李白的经历就显得相对简单,有关他的身世、籍贯、信仰、游历事迹与官场生涯都是受关注的话题,而且每个话题都被充分发掘,几乎不存在被遗漏的死角。有关他生平的叙述,基本就围绕着这些话题展开,无论是严肃的传记作品,还是坊间博关注的媚世之作,都要将之作为描述的重点。渐渐地,这些落笔要点就成了李白的标签,“诗仙”或“谪仙人“成了李白的标准像,商人之子、道教徒、侠客、游宦者这些身份也成了李白的演出服,似乎没有这些标志,他便不是李白一样。

    穿着身份制服的李白,和余光中笔下那个“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形象相去甚远。在诗人余光中的心目中,李白不仅是盛唐的诗人,更像是盛唐的创世主,没有了他,唐朝也许只剩下了“盛世的平庸”,而他被套上制服之后,也显得面目模糊,似乎和其他的道教徒与游侠之士没什么区别。也许是为了让李白和唐朝都摆脱平庸的形象,张大春打算为李白脱下那些看上去有些呆板的制服,让他回复不带标签的本来面目。他打算用总计逾百万字的篇幅,来写一个与李白有关的唐朝,和曾经活在唐朝的李白。而在已经问世的前两部(《大唐李白·少年游》与《大唐李白·凤凰台》)中,李白的少年与青年时代——相当于李白生命中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已经占去了这个计划字数的四成左右,而李白命运华章中的高潮还尚未来临。

    在已经有了多种李白传记、以李白为对象的文学作品之后,为何还要重写李白?这对于读者而言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这一个”而不是“那些个”总需要理由,对于作者而言也是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李白,又要写什么样的大唐?在充满了话本式历史讲稿、心灵鸡汤式哲学笔记与电台文章式文学赏析之作的今天,曾写过《城邦暴力团》这类轰动之作的张大春,能够给关于李白的写作带来何种思路与笔法?

    还是让我们回到余光中那首著名的《寻李白》。余光中对李白的描写,是诗化的,看重的是他诗意的情怀,而非那些作为制服的身份,而他对李白的定位,则是将其置于盛唐的坐标系内,将他的精神与盛唐精神相融合。张大春对李白生平的描述,也是沿着相近的思路,从李白的诗文中寻找他思想的精魂,从他的经历中寻找他精神的支点,从唐代的社会与政治中寻找他经历的平常与不凡之处。这样的写法,也是在盛唐坐标系内观察作为文学名人的李白,同时以李白为结点,梳理交织在他身上的唐代诸般关系的经纬。

    这种相近的思路可能并非巧合。除去作为二人共享的台湾文化氛围与代际之间传承的文化观念所造就的关联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余光中和张大春在文化与社会活动上交集甚多。他们不但曾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作品,也曾对台湾文学教育发表过观点相近的批评,还曾一同做过台湾短信大赛的评委。更早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参与到台湾的民歌运动中,当时的参与者,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席慕蓉、罗大佑、李宗盛和张艾嘉。年龄上相差一代人的余光中与张大春,除去文化传承和共处同一文化氛围带来的观念相似性之外,或许因为活动的交集而对文学与人生产生相近的观感,或是因为交集而有想法的碰撞与交流,才有了在相近的思路之下,余光中寻李白于前,张大春写李白在后。

    写李白不可避免地要提及盛唐,要讲到李白的时代,但是像张大春这样细致描述唐代社会、政治、民俗甚至风物的写法却不多。有时,对于背景因素的描写竟能超过十页,一些细节的描述都像历史知识普及作品一样,让人恍惚之间会误以为《大唐李白》的书页中塞进了《唐朝穿越指南》的内容。此种工笔技巧,与雨果和托尔斯泰对故事发生的环境与景物所做的铺陈略为相似,但细思之下就会发现不同之处:那两位作家对环境与风景的描写,是对小说情节的渲染与衬托,而张大春对唐代历史场景的描摹,则更像是对李白所做的一次考古发掘,不但要将李白的生活痕迹全部发现,而且要将与之相关的土层做全面的清理,通过复原李白所处的文化层,让读者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李白又何以成为李白。经过这样的处理,李白不需要依赖某一个标签、某一件制服才能被我们认出。张大春的野心也正在于此,他不满足于告诉读者李白都有哪些身份,而是要探明李白为何会有这些身份,这些身份于李白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它们又是如何成为后人眼中李白的必备制服的。

    写历史故事时强调历史场景的真实复原,在台湾的历史写作中并不是首创。我们所熟知的小说家高阳,就特别注意在历史小说中对当时的历史情境做充分的表现。这种写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历史小说的影响,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特别重视在细节描述中尊重历史的真实,在他笔下栩栩如生的历史场景的细节,很多都是文献考订和实地考察的成果,因而读来令人信服。受日本文化影响甚深的台湾,在历史文学的写作中采用“研究式”的描述,将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想象熔于一炉,这种在虚实之间的的典雅之风,是大陆历史类作品中的畅销之作“帝王系列”、“王朝系列”无法望其项背的。

    对真实的历史背景的细致勾画,正是为感悟李白的精神世界的奠基工作,张大春对李白内心世界的想象,就在这个广阔而坚实的平台上起飞。这平台的第一层是唐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大唐李白》中人物的言行都中规中矩地遵循着当时的风俗。平台的第二层是当时的信仰世界,人们对求仙修道与礼佛之风的看法,对佛、道二教的修习活动,都是了解李白及其友朋相关行为的门径。平台的第三层则是唐朝的政治网络,商人之子李白通过游历修仙、歌诗酬唱来寻找进身之阶,其实是唐代社会观念与政治制度结合的权力网络牵引下的行为;与李白交游者各自的心态及其对李白的态度,也与当时政坛的形势、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在朝与在野者的政治倾向关系重大;李白为何会在“州举有道”时采取“不应”的策略,他对于朝廷、官场又是怎样的观感,更是与时政密切相关。因此,书中不厌其烦地对看似与李白无关的背景知识进行讲解与分析,其实正是在复原李白所在的文化层,若不了解这些,便无法真正读懂李白。

    但这种尝试还是显得过于冒险。在一部本应以叙事为主的作品里加入占篇幅一半左右的历史论述,会让很多读者失去耐心。多数人更喜欢看的是李白的故事或段子,他们也不排斥对李白诗文的散文化赏析,但若要从历史场景中慢慢感受李白的存在,体会李白在唐代的特殊与不殊,恐怕不是一般读者能够做到的,更不是他们所愿去做的。在大陆的阅读体验与阅读品位和台湾有一定差距的环境下,这种尝试就更容易产生被冷落的风险。客观地说,《大唐李白》并不通俗,尽管语言上不像学院派的论著一样充满专业名词,但其讲述方法与叙事思路都会有曲高和寡之相。仅就内容传播而言,张大春对李白的讲说,在近期就显得没有咪蒙的《青春期李白的性与暴力》那么令人喜闻乐见。就我个人看来,《大唐李白》可能只有通过纸质书这一媒介才会获得部分读者的认可,而不像咪蒙的作品那样凭借其机智与谐趣迅速俘获各种信息获取渠道——特别是网络上——的读者。

    历史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描述既然已经易让人产生不耐受感,那么对李白生平与作品的书写就是赢得读者的重点了。游侠、游仙、游宦,作为李白一生中极富传奇色彩的几个阶段,本身就极具吸引力,诗中所散发出的飘然出尘之感,也令人神往。张大春对此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为了使李白的生平不致在详细的历史描述下被淹没,他特别设置了叙述的线索,游侠也好,游仙也罢,在《大唐李白》的前两部中都只是过程,而将这些过程连贯起来的,是特别设置的线索人物。作为主角的李白并不是线索,而书中的两位女性,虚构出来的李白的师母月娘与李白诗中曾出现过的金陵歌姬段七娘,部分地充当了叙事的线索。很多话题由她们引出,李白的精神世界也往往藉由她们的言行被揭示,她们又处在李白交游网络的重要节点。以虚构人物或正史传记中语焉不详之女性为线索,以真实人物李白为主人公,将李白少年与青年时代的活动连缀成篇,可见作者的用心。

    这种叙事方式,若非细读,若非对李白的生平已经有所了解,恐怕不易发现。外行人看时,往往见林而不见木,只看到李白生命中出现的一个个友人与过客,只注意一段段趣闻轶事,未免会令作者的构思落空。而且,这两位女性作为走进李白内心世界的关键人物,她们与李白的感情互动是表现李白情感的重要媒介,但粗读之下可能会让人注意她们与李白之间的暧昧,诸如李白有没有对月娘动心,段七娘和李白有没有后续故事,这就不免出现买椟还珠的遗憾了。

    张大春行文之间,提及李白的诗文时,讲解细致入微,包括诗文中使用的意象,关涉的典故都一一道来,更像是对李白作品的学术分析,而与前后叙述的相关事件关联度不大,总像是情节叙述之外的文学讲解,若是单想读故事,恐怕会头疼这种非连贯性的笔法。因而,有评论者称《大唐李白》不像是历史小说而更像是关于李白的研究论文合集,也并非全无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并非不能驾驭叙事,看他其他的作品就能发现他精熟的叙述能力,而他单单对李白运用这种特别的写法,明显有尝试之意。

    读者之多少,受欢迎的程度,与作品的品质并不一定成反比,《大唐李白》的写作模式与大陆社会阅读习惯与品位的差距才是问题所在。我们对这种写法耐受能力较差,并不一定是这种写法不妙,而是我们以往所受的历史教育中缺乏对历史环境与细节的重视,我们的语文教育也缺乏古诗词阅读量与细致分析的训练。当教育乏力时,自主阅读本应成为重要的学识补充形式,可惜的是,最受人瞩目的,恰恰不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学识补充的那些书籍,而能为我们提升学识的书,则往往只叫好,不叫座。

    无论如何,《大唐李白》都是一部用心之作。最为用心之处,就是它并不预先给李白一个固定的身份,不将现成的身份制服箍在他的身上,而是从历史的爬梳中,让我们感受李白的真实与真实的唐代,让读者能够不满足于知道李白有何身份,还要告诉他们这些身份是否恰当,这些身份如何与李白建立联系。至于细节叙述中的考证,则更见一份细心。

    如果阅读时真的产生了不耐受的感觉,那不妨暂时搁下正文,去看看两本书最后的附录。一篇访谈,一篇评论,正可作为这部作品的导读。在访谈中,张大春提出“小说家不穿制服”的命题,他还明确表示,“把小说的定义,在那个知识疆域的边界上,踏出去一步。事实上《大唐李白》就是这个尝试”。小说家不穿制服,被不穿制服的小说家描述的时代与人物也不应穿制服,这才是我们重读李白的关键之处。

    作为一种写作尝试,《大唐李白》应该值得关注;作为一部用心之作,它更应该被人用心地阅读。如果要说出这部作品最大的不足,那就是对李白诗文太过细致的解说,目前读来,这部分内容有些类似《黄金时代》里过度引用萧红作品的手法,也许是求全之意,让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其实有些典故的介绍完全可以一语带过。“黄金时代”并不属于萧红,而盛唐之世的确属于李白。多年前一位以文化散文知名的作家就曾有对唐代这样的赞颂:“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哪些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莫高窟的壁画如此,李白的诗文也正如此。这不正是李白的黄金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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